维也纳犹太女孩爱丽丝·乌尔巴赫自幼喜欢烹饪。她有一段不幸的婚姻，丈夫是个酒鬼、赌徒，还把她的嫁妆全部败光。丈夫去世后，爱丽丝靠高超的烹饪技艺独立支撑家庭，打拼出一番事业，开办烹饪学校、出版畅销菜谱。在纳粹统治下，她失去家园和事业，逃亡英国，在一座城堡里给一位女富豪做女佣，后来在一所“儿童之家”照护因战争无依无靠的犹太女孩。她的小儿子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大儿子一度流亡上海，后移民美国，成为了一名情报官员，与纳粹势力作斗争。战后，爱丽丝搬到纽约，开始了新生活。等她回到维也纳，她发现自己的畅销菜谱还在卖，然而封面上却印着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这位在书中自诩“烹饪大师”的人真的存在过吗？他究竟是谁？爱丽丝能要回自己的书吗？
《奶奶的菜谱》一书作者，爱丽丝的孙女卡琳娜·乌尔巴赫为了研究奶奶这本被“窃取”的菜谱，前往维也纳、伦敦和华盛顿的档案馆，发掘出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丢失的信件、磁带和影像文件。它们揭开了爱丽丝家族的传奇命运，也揭开了德国纳粹罪行历史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篇章——纳粹曾系统性地盗窃犹太人的知识产权。
爱丽丝及家人的传奇经历令人动容，包含诸多引人入胜的元素——迫害、谋杀、欺诈、监禁、逃亡、营救、友谊、特工活动，宛如一部情节动人的电影大片。而爱丽丝那本烹饪书的命运则更令人唏嘘。正如本的书所展现的，对爱丽丝来说，这本被盗窃的烹饪书，象征着她被“盗取”的一生。
“即使是现在，我也能闻到上海空气中弥漫的尸体烧焦的恶臭，还有血腥味和腐烂的味道。一切防空手段都毫无意义。没有一次能够真正击退攻击。”
那是 1937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第一波轰炸开始于下午 4 点 27 分，炸弹落在两家酒店上。另一波炸弹袭击了“大世界”游乐园。受重伤和死亡的人数超过 2000 人，全部都是平民。后来，这一天作为“血腥星期六”被载入史册。
就在那天晚上，奥托穿上了上海义勇队（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缩写为 SVC）的制服，这是一支国际志愿部队。1937 年 8 月 19 日的一张新闻照片显示，他和其他志愿者躲在上海昂贵的滨水长廊——外滩附近的沙袋后面，步枪已经准备好。这里的商店、餐馆和电影院都被摧毁了，那些曾是他在过去一年度过闲暇时光的地方。
但为什么奥托 1937 年会在上海？为什么爱丽丝要担心他再也无法活着离开这个城市？她已经不习惯于为大儿子操心了。自从奥托去了美国，他的生活似乎终于走上了正轨。他在 1936 年第一学期的假期里写给爱丽丝的信中洋溢着自信。他很喜欢他的暑期工作，终于能够挣到一些钱了。他在华盛顿州的灵湖（Spirit Lake）管理着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营地，那是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我现在所在的营地距离最近的人类居住区约 100 公里。这里有美丽的湖泊，幽深的树林，灿烂的阳光……我照顾着 45 个男孩，他们都在 12 至 16岁之间。我们有一个厨师，一个医生和一个洗衣工，还有摩托艇和电灯。”
奥托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只是与女厨师从一开始就争执不断。爱丽丝曾教给儿子许多烹饪技巧；他知道如何用很少的、省钱的食材来做出很多美味。因此，他对不好的饭菜容忍度极低。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厨师一次又一次把午饭烧煳后，他解雇了她。
在这个夏季的世外桃源中，只有一个问题是奥托无法解决的。他发现“阿姨的事”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奥托迫切需要延长他的居留证。没有这份文件，他既不能继续学习，也不能在美国工作。此前，人们可以选择前往加拿大或墨西哥，在那里等待几周后持新签证返回美国。但美国政府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这种可能性。奥托在 1936 年 6 月写信给爱丽丝说：“很遗憾，这次我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汇报。我去了加拿大，但被拒之门外，接着我去了墨西哥，也同样遭拒。据说现在的规定是，必须有亲戚在美国才能移民。”几周后，他又写信说：“现在是锻炼我耐心的时候，咒骂或生气都无济于事，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段经历很有价值。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就是远离奥地利，尽管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不想放弃整个世界而回到欧洲……我很高兴，除了你，我觉得自己与维也纳和奥地利没有任何联系。”
在寻找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国家时，奥托想起了他收藏的旧贴纸，那是他小时候在维也纳火车站偷来的。他最喜欢的贴纸种类之一是中国贴纸。此时正是这个国家为他提供了一个摆脱窘境的机会。申请上海的居留许可相对容易。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解决路费。奥托在写给爱丽丝的信中说：“明天我将与从这里到上海的航线负责人会面，我已经得到了一份在船上的工作。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工作，但我想是绞车工。这条航线运送的货物主要是木板。如果船沉了，至少我还有东西可以抓住。”
奥托预计将在中国待上几个月。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告别里德学院，特别是在他得知普奇将在 1936/37 赛季接管滑雪队之后。他只能希望这个意大利人不会试图用滑雪技术来勾引考狄利娅。
奥托在船上的正式头衔是“第二甲板工程师”。对于一个甲板工程师来说，他带来的推荐信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里德学院校长基泽和俄勒冈州州长朱利叶斯·迈尔的推荐信。奥托似乎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寻常。在他的世界里，有过在墨西哥边境被拒的时刻，也有过被俄勒冈州州长邀请到家里的经历。他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了如何在两个世界中应对自如。在船上，他对普通的船员和官员都很感兴趣。他给爱丽丝写信说：
货船上的生活与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这里更像是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完全没有人们通常赋予海洋的浪漫。船长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海员联合会或者说是工会在船上的代表来决定谁负责哪项工作。
还有一封写给弟弟的信说：“我与官员在一桌吃饭，相当愉快。我也有自己的船舱，有冰柜和风扇……这艘船的船长是个德国人，但他不是 卐。他已经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了。”
船中途停靠日本之前，奥托学会了一点中文和洋泾浜英语，“这是上海的主要语言。船上餐厅的那些中国服务员被我的发音逗得捧腹大笑”。奥托当时肯定希望，自己的中文能够应付最初的一段时间。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吸引着想要——或被迫——开始新生活的人。这里容易申请居留许可，也有望获得良好收入。正如一位移民到上海的女性在 1936 年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抱着发财的希望来到中国，想攒够了钱就回家，盖一栋漂亮的房子。这就是那些德国人、英国人和其他所有人的愿望……他们在上海定居，建造摩天大楼，植树，但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是打算回欧洲的。有的人无法继续忍受孤独，真的回家了。但是后来他们又想念中国。他们想念阳光，想念仆人，想念这个大国。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在中国其他地区，政治局势远不如上海稳定。军阀统治压迫着人民。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虽然在打击军阀，但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作战。这些内部权力斗争削弱了这个国家，这种情况被日本所利用。在奥托抵达上海的五年前，即 1931 年，日本人以某种借口占领了满洲地区。虽然国际联盟谴责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侵略。1933 年 2 月，日本干脆退出了国际联盟，并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其在中国的扩张计划。与此同时，苏联、美国和欧洲大国开始更多地参与该地区事务——同样是以秘密的方式。奥托在抵达中国几个月后陷入了这种危险的混乱局势中。起初情况还不算糟糕。1936 年 9 月抵达上海后，奥托立即搬进了位于泡泡井路[1]的基督教青年会，并告诉爱丽丝自己过得很好：“每月 40 美元，含全部食宿，还包括游泳池和图书馆。”他从这里开始了解这座城市。
上海一团糟，又脏又乱，同时却令人印象深刻。一边是大量无业的白俄难民和生活困苦的中国人，另一边是英国和美国富人的奢侈生活。巨大的反差。摩天大楼和泥土小屋并排而立，人力车与劳斯莱斯交错街头。这里有你能想象到的各个国家的人，其规模和混乱程度堪比巴别塔。我经常受到邀请，但我并没有结识到很多友善的人。我经常和美国商会的秘书在一起，他以前也是里德学院的学生。
奥托没有向母亲提及高犯罪率和鸦片烟馆，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也没有提到港口城市上海对妓女的吸引力。常有浓妆艳抹的 16 岁女子穿着具有挑逗性的衣服在街上游荡。众多的美容院从她们身上赚得盆满钵满。而普通的中国中产阶级女性也是美容院的常客，因为西方的化妆和服装在这里是特别进步的潮流。在婚礼上，中国新娘更喜欢穿着白色礼服拍照。自 1923 年起，上海就有了一家美国广播电台，为这座城市播放美国的娱乐节目，并在其中为西方产品做广告。市中心不停闪烁的霓虹灯让奥托想起了纽约的时代广场。尽管美国的影响力很强，但英国人仍然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他们就获得了香港岛和广东、上海等港口城市的贸易权。他们把上海郊区打造成了英式乡村别墅风格，那种花园式的田园风光让人想起肯特郡。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来说，英国学校的教育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把孩子送到当地的英语学校，孩子们可以在那里表演莎士比亚戏剧。那些喜欢激烈和热闹的人会去看英国灰狗比赛，为此上海专门建造了一个体育场。在这里，你可以畅快豪赌，当然也可能输掉一大笔钱。
在信中，奥托也没有告诉爱丽丝上海各阶层对赌博的狂热（也许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赌徒，所以不想让爱丽丝担心，但也有可能爱丽丝对儿子们隐瞒了这一耻辱）。只有一次，奥托在信中顺便提到自己买了一张爱尔兰彩票的事。然而，事实上，他周围的人几乎都在赌博——欧洲人、美国人和当地人。上海有数不胜数的赌博窝点，嗜赌的人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天（就像许多吸鸦片的瘾君子以烟馆为家一样）。这种嗜好让中国的算命先生赚了大钱。他们坐在路边的小桌旁，告诉顾客应该投注哪些幸运数字。这是一个纷乱的世界，奥托在信中赞扬了乔·莱德尔（Joe Lederer）关于上海的新小说《风中的叶子》（Blatt im Wind），这本书最能描述他所经历的一切。莱德尔是一名犹太裔奥地利女记者，她曾在德国工作，1934 年移居到了中国。她找到了一份育儿保姆的工作，但还没来得及适应这里就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返回欧洲。她小说中的主人公描述了上海的美与丑：“夏天坐在上海的花园里，蝉鸣阵阵，天空湛蓝……这里有蓝天上的白鹭，也有霍乱，有莲花，也有台风，有风筝节，还有下水道的恶臭。”
对莱德尔笔下的主人公来说，比任何恶臭更让人痛苦的是孤独。那种孤独感也是奥托所熟悉的。尽管距离很远，但爱丽丝能感受到她的儿子是多么孤单。她几次提醒奥托去找他的远房表哥罗伯特·波利策博士（Dr. Robert Pollitzer）。波利策是一名医生，当时有一小批西方医生在上海工作，后来他们在战争期间帮助了数千个感染瘟疫的中国人幸存下来。对奥托来说，波利策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也成了他的救星。在混乱爆发之前，他们给予了他一些家的感觉。
为了挣钱，奥托在美国福特工厂做了一份低薪工作。他在给卡尔的信中谈道：“我干的可以说是全能工种。我监督所有车辆的装卸货……当工厂里有活要做时，我就去装配线上帮忙。我还画很多技术图纸，检查车辆……每个月大约有 200 辆车要过我们的手。”
为了不让自己颓废，他努力学习语言：“我在上中文和俄语课。此外，我还尝试用大约五种其他语言进行交流……福特车间里有菲律宾人、日本人、俄国人和蒙古人。”
尽管工厂里看起来很有国际性，但午餐时间，欧洲人还是会坐在自己的餐桌旁，用叉子和勺子吃中国菜。奥托很快就厌倦了这样，他想了解中国人。有些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他也会回请，有时花费会比较高：“我努力在各方面省钱，但为了面子我必须花不少钱，所以我没有任何积蓄。”但这些邀请还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中文有了进步：“我已经能说一些中文了，但还是会犯很多错误，而且还几乎读不懂中文。”
关于奥托在中国那段时间的生活，有两个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给爱丽丝和卡尔的信，在信中他偶尔提到他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写信，因为他在中国旅行。有时他会提到想去中国某些地方。他的话很简洁：“我过几天要去天津。可能会在那里待上一两个星期。”或者“有可能我会去中国北方待上几个星期，我们在那里为中国政府运了一大批货。”只有这些模糊的信息。
第二个来源是一张奥托自己画的路线图和他用徕卡相机拍摄的一些黑白照片。地图显示了他的旅行站点和每一段的交通工具：乘坐中国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南京、北京、兰州，然后乘车到云塘、西宁，再乘飞机到开封。
乍一看，那些照片似乎平平无奇。照片上有风景、佛教僧侣和飞机。但实际上，他的行程却极不一般：其中几个地方位于日本占领的满洲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日本正试图建立政治势力范围的中国地区。奥托在这些危险的地区究竟做了什么？
对此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简单无害，另一种则不那么单纯。简单的答案是：奥托在为福特工作。福特希望与日本人做生意，包括在那些不久前还属于中国的地区。像其他大公司一样，福特将卡车卖给了中日双方，并且没有丝毫道德压力。在战争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赚到很多钱。因此，奥托的旅行可能是纯粹的商业性质。第二种解释要复杂一些：当时，关于日本在华活动的情报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苏联和美国正在进行非官方合作，阻止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因此，奥托在他不寻常的满洲和内蒙古之行中是否还拍摄了其他照片，而他后来并没有将这些照片放入相册？这些“其他”照片是为他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新朋友拍的，还是为他的雇主福特公司拍的？双方应该都会对这些照片感兴趣。福特需要了解最新的局势，毕竟公司要保护其在中国和日本的投资。美国政界也需要来自日占区的信息。在后来的一份担保书中，奥托表示他曾在上海兼职做过一些情报工作：“我在上海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美国海军，成为一名情报员。”当然，在给爱丽丝和卡尔的信中，他没有提到这些事情。1937 年初，他提到日本时只写道：“我收到了日本滑雪比赛的参赛邀请，但我当然不能接受。日本人特别热衷于滑雪，滑雪似乎正在成为一项国民运动。1940 年冬奥会有可能会在日本举行。”（当时日本作为举办地已经有争议，1938 年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导致日本最终放弃了冬奥会。）
当然，奥托从他在满洲的旅行中非常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想要的不仅仅是滑雪。他还猜测到日本会对中国领土发起新的入侵。然而，当他在等待日本的下一步行动时，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维也纳——却爆发了一场事关他本人的危机。他知道，自从他离开后，奥地利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困难，烹饪学校的生意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但在 1936 年 9 月，他仍然认为家里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他在给爱丽丝的信中说：“你一定在为（暑假后）重开烹饪学校而努力……希望你那里的情况至少能有一点好转的希望。等我一有工作，我就会寄钱回去。”
爱丽丝写给奥托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他对这些信的回应却保存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有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奥托想知道爱丽丝“克服困难”的情况如何，以及她是否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他指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困难”，但很快又增加了政治上的。爱丽丝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尽管她的烹饪书在销售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她只在 1935 年收到过一笔一次性稿费，并没有分享到销售收入。在该书出版六个月后，她的经济状况就已经很糟糕了。
奥地利的政治局势也恶化了。1936 年 7 月，许士尼格和希特勒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乍一看似乎是在加强奥地利的主权。希特勒保证，他无意干涉奥地利的内部事务，也不计划吞并奥地利。作为回报，许士尼格赦免了奥地利的纳粹分子。然而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越来越远离奥地利，而转向希特勒。在此之前，意大利还为奥地利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帮其抵挡强大的北方邻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 1937 年 3 月写给一位同行的信中说：“我们的政治局势似乎变得越来越糟了。”“纳粹的入侵很可能会无法阻挡……不幸的是，我们以前的保护力量墨索里尼现在似乎在放任德国为所欲为。”
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爱丽丝的未来都岌岌可危。她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否则就来不及了。英国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布莱顿（Brighton）的一家高档酒店正在寻找一位名厨，而爱丽丝已经认为这个职位非她莫属。她打算移居国外。
爱丽丝的计划让远在中国的奥托大吃一惊。他的母亲喜欢维也纳——为什么她突然想离开家乡和她所有的朋友？他知道自己不大可能阻止她迈出这一步。一旦母亲做出一项决定，她就会坚持下去。所以他试图在远方支持爱丽丝：“我相信你在英国的日子不会太艰难。一开始你肯定不会喜欢那里，尽管布莱顿应该很美。”奥托现在已经非常了解移民生活，他很清楚最初几个月会有多么艰难。
1936 年底，爱丽丝关闭了她的烹饪学校，退租了她在格戴克路的公寓。19 岁的卡尔不得不搬到他的大学同学维利（Willy）那里。1937 年 2 月，过完 51 岁生日的五天后，爱丽丝在维也纳注销了住址，前往伦敦。
爱丽丝这段时间的信件已经丢失，但她两个儿子的信件证明，她在英国的工作许可肯定出了问题。奥托身在遥远的中国，感到无能为力。他给卡尔写了信：1937 年 3 月 8 日
收到了你的信和母亲的一封不愉快的信。我心情很沉重，却无能为力。不过，我已经写信给母亲，说在紧急情况下我可以电汇一些钱给她，因为我可以在这里借到一些……我很高兴你能勇敢面对，我担心你，更担心母亲。如果你钱不够花，就给我写信，在……紧急情况下，我可以每月给你寄 15 美元。
在英国待了一个月后，爱丽丝于 1937 年 3 月回到了维也纳。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奥托也对妈妈英国之行的失败感到震惊，他给卡尔写道：“收到了你最近的来信，你说母亲已经回到了维也纳。糟透了。希望一切都将很快恢复正常。”
奥托感觉到，奥地利的政治局势不会有任何好转。他想尽快回到美国，好为爱丽丝和卡尔赚更多的钱。而他似乎也很幸运：1937 年 5 月 14 日，上海
重大消息：我已经拿到了美国的入境签证。你能想象我有多高兴吧。我在南昌待了两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签证已经寄到了。现在还需要等两个月的时间，我才能从美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得到配额号码……
1937 年 5 月，上海的天气慢慢变暖了。街上出现了第一顶木髓头盔，奥托也为自己买了“这个怪东西”用于防晒。他经常旅行，头盔用处很大。与此同时，他的雇主正孜孜不倦地为战争提供卡车，奥托一直在为其工作。1937 年 7 月，他戴着新头盔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北京。马可·波罗桥[2]畔响起了枪声。该桥距离北京市中心只有 15 公里，1937 年 7 月 7 日的这一军事事件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一些历史学家也将这一天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对奥托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他的”漫长战争的开始，尽管他当时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他给爱丽丝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妈妈，请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这并不完全是我的意愿。你肯定已经从报纸上知道，在中国北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一冲突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福特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战争一定会爆发。最近两个月以来，双方军队一直在购买所有能买到的卡车。大约三周前，我将 50 辆卡车运送到了北京，中国人准备在那里接收这些车辆。我安全抵达，本应在两三天后乘火车返回上海。但那天夜里，我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我没能离开北京，第二天我和其他所有的外国人一起去了美国领事馆，我们被安置在那里的医院。我们以为这一切会在几天内结束，但我们完全错了。第四天，我收到了来自上海的电报，得知我被安排继续帮助中国军队的运输部门验收卡车。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领事馆医院，毕竟那里有丰盛的食物和饮料。我出发去寻找一支已经向西行进的部队。我在距离北京约 10 公里的丰台附近寻找了几个小时后，找到了队伍。那些车辆状况很糟，因为他们曾试图在缺油的情况下驾驶车辆。我们在一个水牛棚里搭建了一个临时车间，开始检修发动机。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直到日本人得到风声，开始向我们的农家小院开枪。接着所有的中国司机都逃走了，我与一个俄国人开着一辆福特拖拉机穿过稻田。我在进城时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还是回到了领事馆医院这个安全又富足的地方。前天我经天津前往上海，那边的情况已经有些令人担忧了。
奥托没有提到他的担忧从何而来。北京和天津当时已在日本人手中，可以预料，日本人不会止步于此。因此，奥托在信件结尾处的一句话听起来过于乐观：“一个月后，我就能离开上海了，我真的非常高兴。”
接下来的一个月想必特别漫长。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发生的事情非常可怕，连奥托都无法把它当作一件逸事来轻描淡写了。
那段时间，天气变得非常热，人们在屋里已经热得无法忍受。穷人在人行道上搭起折叠床，睡在外面。家里有电的人则一刻不停地开着他们的风扇。奥托晚上睡不好，白天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去工作，就像其他上海居民一样。每个人都渴望着降温。一些餐馆里放置了冰块，在舞厅里，你甚至可以绕着冰块跳舞——如果你还有精力跳舞的话。
闷热的天气导致人们产生一种特殊的过激反应。8 月 9 日， 一名日本中尉和一名水兵想强行进入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一名中国警卫人员拦下，随后发生了争执，两人被击毙。根据日本人的说法，日本军人是被中国警卫无缘无故射杀的。日本人妄称这是一场“冷血的谋杀”，他们对这种“挑衅”当然必须立即做出反应，然而，这种“本能反应”却准备得很充分。日本人立即将他们的“出云号” 等战舰派往上海，并停泊在黄浦江上。
在此期间，上海开始下雨，但民众并没有高兴多久。雨水变成了强风暴，电线杆被摧毁，通信不畅。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个有利情况。8 月 12 日，他们开始从“出云号”战舰上炮轰上海。日军轰炸的目标是上海北部地区，那里几乎只有中国人居住。很明显，日本人想避免打击上海的公共租界，那里住着 48000 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如果他们受到伤害，这将比袭击中国人的街区更让世界感到愤怒。上海居民惊慌失措，试图逃往租界。这时中国领导人面对的问题是，该如何应对日本的战争行动。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谁会帮助他们对抗日本人？
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夫人出身于上海最富有的家庭。蒋介石夫人是基督徒，曾在美国读书。从那时起，她在美国就有了最好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危急局势下，她自然去向美国人求助。她的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建议她从飞机上对日本军舰进行轰炸。然而，“出云号”停泊的位置靠近租界，这意味着会有一定风险。上海是世界上第五大城市，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万一中国飞行员由于经验不足和天气恶劣而未击中目标该怎么办？尽管存在这些担忧，蒋介石夫人还是下令轰炸“出云号”。中国军机于 8 月 14 日起飞。
奥托那天在江边工作。那是一个星期六，在中国是工作日。他诅咒着恶劣的天气，但他还不知道 8 月 14 日会因为另外一些原因而成为载入史册的“血腥星期六”。在给爱丽丝的信中他写道 ：
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了与中国人的冲突，以便有理由带着庞大的舰队闯入黄浦江。战舰在岸边列队，开始向城市野蛮开火……那天下午，我正在江边把卡车装到船上，（这时）日本船只突然开始疯狂地发射高射炮……我们把一半的货物留在码头上，立即让船开走了。当我准备开着摩托艇返回工厂时，我（看到）中国人已经用各种船只和装满沙子的帆船完全封锁了租界上方的河道。我们的工厂与外界完全隔绝了。我去市政府报告了这一情况（因为当时电话已经断线了）。
第一枚空投炸弹重 900 公斤，于下午 4 点 27 分直接落在租界区内。它击中了汇中饭店，另一枚炸弹击中了南京路和华懋饭店的一部分。起初，情况完全不明朗。遇袭者以为炸弹来自日方。上海在 1932 年就曾经是日本空袭的目标，而现在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这时人们已经了解了空袭的毁灭性后果。几个月前，也就是 1937 年 4 月，西班牙的格尔尼卡（Guernica）被德国秃鹰军团（Legion Condor）摧毁。西班牙内战中发生的事情这时在上海上演了，只是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倍。当时在格尔尼卡，约有 1000 名平民死于袭击，而在上海，死亡人数超过 2000 人。奥托在他的信中甚至说遇难者多达 3000 人。确切的数字今天仍然难以核实。
此后，慢慢地才有消息透露是谁投下了这些炸弹。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误炸了自己的城市。那些日子到处一片混乱，奥托只能偶尔在信中匆匆写下几笔：
我只想简单向你报个平安。每天生活在空袭之下并不舒适，但人总会习惯一切的。现在我也穿上了英国制服，在上海义勇队担任司机，这是一支由英国军方组织的很成功的队伍。局势一片混乱，能做的只有等待。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只要一开船，我就会离开这里去美国。因此，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我的消息，请不要焦虑。
在另一封信中，他向爱丽丝和卡尔解释说：“上海义勇队是一个国际志愿者组织，英国人提供支持和装备，有大约 600 名训练有素的队员。当然，在紧急情况下，任何能带枪的人都会加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开枪……”
奥托低估了志愿者的人数，事实上有 1500 人。由于某种原因，义勇队中的苏格兰人和犹太人在同一个小组中合作，还有一个俄国人的小组以及一个由美国人、葡萄牙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小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未穿过制服，却突然一下被迫脱离了日常生活。一个当时 17 岁的俄国人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正坐在电影院里看《好莱坞牛仔》（Hollywood Cowboy，1937）。电影演到一半时，银幕上出现了一条通知。所有已登记参加义勇队的男性请立即报到。当他和几个志愿者起身离开时，整个影院大厅都为他们响起了掌声。义勇队的志愿者们必须对外表现得很镇定，以免在民众中引起更大的恐慌。但这样的表演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一名美国记者曾看到一群义勇队成员将尸体从路上搬走。当他们看到散落的残缺肢体时，有些人呕吐起来。后来，义勇队队员们在酒吧里试图用黑色幽默和大量的酒精来应对这种情况。当有人在地板上发现一根手指时，他向大家喊道：“还有人缺下酒菜吗？”
奥托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是用他的徕卡相机拍下一切。虽然后来他把这些照片粘贴到了一个相册里，但他仍然试图用简略的语言来保持距离。有一张照片显示了几辆被损毁的汽车横在街道上，他在照片下面写道：“南京路。上海的‘第五大道’。一次空袭之后，繁荣不再。”另一栋被摧毁的建筑照片下面写着：“大新百货（暂时关闭）。”还有一张照片上，一个印度人的尸体挂在阳台上，照片说明是：“拍摄于 8 月 19 日。这名锡克教徒曾给我开过两次罚单。他被一个弹片击中身亡。”
但从他的相册中也能看出他有多愤怒。在其中一页，他粘贴了蒋介石夫人著名的“道歉电报”：“对于不慎投掷失误的炸弹，没有人比委员长（她的丈夫蒋介石）和我抱有更强烈的谴责和悲痛。”奥托在下面放了一张尸体成堆的照片，并写道：“中方的一枚 500 磅炸弹在这个十字路口爆炸了。蒋介石夫人说这是‘不慎失误’。这张照片拍摄于 8 月 22 日，在拍摄完两分钟后，我被一块从墙上弹射的弹片击中。美联社（AP）为这张照片支付了 15 美元。”
其他照片的下面没有太详细的评论。其中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些商店，从那些门面可以看出，这里一定曾是高档商场。而现在一些尸体就躺在商店门前的街道上。奥托对此的评论只有一句话：“阿玲在这里被杀害。”[3]他对阿玲的身份只字未提。也许她在某个商店工作，或者属于经常邀请奥托的中国家庭，或者她是奥托的一个朋友？另一张照片显示了几具堆在一起的尸体，下面只写了一句话：“爱德华七世大道（Avenue Edward Ⅶ）[4]上的大规模屠杀。”
奥托当然知道，他不能向爱丽丝透露这些细节。他在给爱丽丝的信中淡化了情况的严重性：
在英美军队介入前的最初几天，义勇队的任务是保护租界不受日本人或中国人的侵犯……我个人先是为一个高官开私家车，然后又做了各种工作……从给部队做饭到生猪运输我都干过。最危险的工作是将 5000 名囚犯从位于战区中央的监狱撤离。撤离过程中有死伤，我很幸运，毫发无损。
他在这里三言两语所记录的事情，后来为他赢得了一枚奖章。奇怪的是，获奖原因并是他从华德路监狱转移囚犯，而是因为他运送生猪穿过战区的壮举。对中国人来说，猪是一种特别重要的食品。对囚犯是否幸存，他们似乎反而不太感兴趣。奥托本人并不觉得自己特别勇敢。他在给爱丽丝和卡尔的信中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勇敢。大错特错，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很害怕。感谢上帝，其他人也是如此，所以这并不重要。”主要是日军空投炸弹让义勇队的志愿者们感到慌乱不安。奥托在信中接着说：“上海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到现代化武器空袭的城市。你可以想象，要是敌军的飞机在欧洲国家的首都扔下几颗能够精准打击目标的 TNT 炸弹，会是怎样的场面。”
奥托显然已经忘记，几个月前在格尔尼卡就已发生过的类似情况。他不了解西班牙，那里的内战距离他的现实生活太过遥远。他被困在上海，认为这种破坏程度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但他意识到，自己正经历着一场未来的战争。为了记录这些炸弹的破坏力，他希望能公开发布自己拍摄的照片。那是些很好的照片，后来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但他的照片中没有一张能像中国摄影师王小亭（原名王海升）的照片那样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那张拍摄于 8 月 28 日的照片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至今仍然令人震撼。照片上，一个中国幼童挺直上身坐在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南站的铁轨边，身上满是烧伤的痕迹，张着嘴发出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式的痛苦哭叫。在被炸毁的车站中间，这个孤零零的、身受重伤的孩子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照片在美国引发了一股同情中国的浪潮，并被评为 1937 年的年度照片。而另一方面，日本人认为“杀婴者”的罪名是一种诽谤。他们怀疑照片的真实性，指责王小亭故意打造了这张照片——声称他将孩子单独放在混乱的环境中，并将照片修饰出硝烟弥漫的效果。日本人对这位摄影师愤怒至极，后来甚至提出要悬赏他的人头。然而，关于这一事件王小亭曾拍摄多张照片，还录制了部分影像内容，这些照片和影像记录了一位父亲正在照看几个孩子，那个受伤的婴儿最后被他抱到了安全地带。后来还能看到这个婴儿躺在担架上。因此，这个孩子受重伤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奥托也非常清楚，那天发生了可怕的罪行。他当时正在南站执行义勇队任务，他对事件的描述见了报，标题是“目击者奥托·乌尔巴赫讲述上海南站轰炸事件”。在这一刻，他终于放弃了简略的文风。奥托的讲述至今看来仍是他唯一一次愤怒的呐喊——其风格与照片的说明文字截然不同：
对上海火车南站的轰炸超越了现代战争中的所有暴行。8 月 28 日，上海市政府通知日本军方高层，从即日起，每天下午三点火车会将难民送往安全地区。因此，中国军队不会在轨道附近停留。日本领事随后承诺，在南站附近不会进行轰炸。作为回报，中方承诺不计划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那天，6000 名妇女和儿童正在南站等待火车将他们送入中国内陆地区，这时一个由 12 架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出现了……整个上海惊呆了，人们看着一架又一架日军飞机向火车站投掷炸弹。接着战斗机降低了位置，用机枪扫射幸存者。中国未能出动防空部队，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遵守了协议，以便不影响难民列车的出发。我不想带有情绪，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谋杀。
在这段时间，家里人也在为他担心。爱丽丝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但卡尔和考狄利娅的信件还在。当时考狄利娅正在法国旅行，此前她一直会经常收到奥托的信件。当突然间不再有信件时，她给她在欧洲之行中认识的卡尔写道：“我们正焦急地在报纸上寻找上海的消息。我希望奥托能摆脱这种乱局，不要有必须为中国打赢战争的想法。”
奥托已经放弃了这个野心。他现在的确只想做一件事：逃离这疯狂的一切。一家美国报纸后来报道了他是如何成功的：“‘麦金利总统’（President McKinley）号邮轮停在离港口 8 英里的海面上。只能乘坐日本的小船到那里。作为登船的条件，日本官员强迫乌尔巴赫交出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徕卡相机。但在这之前，他已经取出了里面的胶卷。这些胶片记录了发生在上海的暴行。”
他一上船就给爱丽丝写了几封长信：“此刻我正试着尽快忘记这一切。我的确开始恢复……我吃得很多，以至于船员说这艘船没有从我身上赚到什么钱。”
他没有提到自己食欲大增的原因。在上海的战斗期间，他已经消瘦憔悴了。仍在欧洲的考狄利娅给卡尔写信说：
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奥托已经抵达（波特兰），并且已经去我家里吃过晚餐了。他终于摆脱了中国的乱局，重回美国他很开心。母亲说他很瘦，因为他之前一直忙着从城里疏散妇女和儿童。我父亲觉得可以在胡德山的新酒店帮他找一份工作。我真的希望他能得到这份工作。在经历了这么多艰辛之后，他需要休息一下。
考狄利娅的下一封信表明，奥托的健康状况比她最初猜测的要糟糕得多：“我母亲给我写信说奥托得了盲肠炎，必须去医院。这个可怜的孩子运气真的差极了，但如果他能留在波特兰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幸亏他是在波特兰而不是在中国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形下得了盲肠炎。”
奥托在波特兰的医院里度过了他的 24 岁生日，想着如何为他的盲肠炎手术筹措 100 美元。但他更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朋友们，特别是波利策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自从火车站被炸后，奥托断定日本人将对民众犯下更多罪行。出于这个原因，他多次接受采访，在采访中他描绘了最黑暗的中国图景。一家报纸以他的逃亡经历作为封面故事，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双重难民——先逃离故乡奥地利，现在又逃离战区上海”。
从所有的采访文章中可以看出，奥托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对日本的警惕。在一篇标题为“日本在愚弄世界”的文章中，他称上海只是一个次要战场，日本军队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部地区。尽管高估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但他正确判断了日本的野蛮行径。采访结束后几个月，即 1937 年 12 月，日本人占领了南京。据统计，他们在那里杀害了 30 万平民，并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大规模强奸。奥托及时地逃离了战争。他已经不可能再去上大学了，他现在必须尽快挣钱。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滑雪器材制造商伦德公司（C.A.Lund）找到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给爱丽丝寄钱了。尽管如此，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中国的记忆中走出来。他想记录这些事件——也是为了告诉奥地利读者。他在给弟弟卡尔的信中说：“随信附上一份我匆忙写下的手稿。我不知道它是否达到了发表的标准。也许你可以与维克多·波利策（Victor Pollitzer）取得联系……因为他与新闻界关系很好。如果你能发表这篇稿子的话，稿费你留下就好。”
1937 年圣诞节前不久，奥托再次收到来自上海的邮件。这是一个转发包裹，先是被送到密歇根州的福特汽车公司，然后由于某种原因被转发到香港，最后送到了奥托在明尼苏达州的新工作地点。包裹里有一枚上海义勇队为特别英勇的队员颁发的奖章。
奥托高举这枚奖章拍了一张照片。但此后不久，他在多次搬家中把照片弄丢了。他不再需要奖章作为留念，他终于找到了面对这些经历的方法。他开始学习日语，遵循了孙子的智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